墓地城市的魅力有增無減,不少大城市的人口早已超越其可以容乃的人口,不僅在世的人需求更多的租住空間,就連過世的人也很難在這里尋求到一片安置地。同樣,在云南的省會城市北京墓地資源緊促,需不需要提前買北京的公墓呢?在香港,為死者購置墓地就已經成了頭等難題。
不少存放骨灰盒的安置所都已經滿員,很多殯儀館不得不將死者的骨灰暫時存放在房間里,比如極樂園公墓骨灰墻。政府也在極力尋找可以安置骨灰的地方。退一步說,就算能找到地方,這樣一個盒子大小的空間很多時候不比一間公寓便宜。
現(xiàn)在很多巴黎人需要提前 30 年就購買好墓地,而且這些墓地都有使用期限,如果幾年后家人沒有付費續(xù)約,那么親人的遺體將會被挖出來,并轉移到集體墳墓里,給其他人騰出了空間,“我會在這里照看這事,我的孩子也會把這事處理好,但是以后呢?” 巴黎一所學校的校長問道。目前所有解決方式中看起來最靠譜的是垂直公寓。這些高層的墓地通常有多層樓面可以放置棺木,它們被整齊地擺放在架子上或者抽屜里。據(jù) BBC 報道,這樣的垂直公寓能提供土葬 7 倍以上的空間利用率,有時候還能成為城市的地標性建筑。
“水平墓地確實效率不高,”巴黎垂直墓地的設計師查德拉瑟加·維爾摩胡甘說。在長寬各 25 米的面積里,如果采用土葬,可以容納 200 人,但如果把他們安置在多層建筑里,可以容納 1480 人。目前,全球的多個城市包括奧斯陸、維羅納、墨西哥城、孟買和巴黎等都在著手修建公墓塔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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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敦東部的倫敦市政公墓和火葬場的經理加里·伯克斯在接受 BBC 采訪時表示空間不足是一個重大問題,“倫敦相當一部分區(qū)域已經不剩任何可用于墓地的空間了。”在部分猶太人和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城市,問題更為嚴峻。他們的宗教并不允許火葬,但土葬并不現(xiàn)實。有研究預測,如果 2050 年時土葬的比例仍然像 2014 年一樣,世界將需要額外的 6500 平方公里土地,這幾乎是五個紐約市的面積。
目前,世界上最高的垂直公寓是巴西的“公教紀念公墓”,層高達 32 層,高為 32 米,能容納 1.4 萬人的遺體。這座公墓里有安置骨灰甕、棺材的房間,也有守靈室、地下墓穴、火化室、小教堂和一個車輛博物館。你可以把這里想象為一個自動停車場,每個樓層都有明確的分區(qū),當你乘坐電梯到達對應樓層時,電梯門一打開,你想探望的棺木就已經自動出現(xiàn)在你眼前。
垂直墓地也為死者提供了一種新的機會,“在我們設計的建筑里,每個埋在那里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紀念木條放置在建筑物的外墻上。在死者的周年紀念日相應的木條就會亮起。這是展示他們在周圍環(huán)境中存在的一種方式,” 維爾摩胡甘在接受采訪時說。
按: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,今年清明節(jié)是始料未及,對殯葬服務單位來說,工作壓力倍增。為了做好防疫工作,各地對殯葬服務單位采取預約、錯峰、限流或封閉的方法,有效控制了現(xiàn)場祭掃人員的數(shù)量,避免了大規(guī)模的人員聚集。然而,如何采取更有利的措施,既能滿足群眾祭掃需求,又能順應殯葬改革的方針路線,成為了對殯葬服務單位工作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驗。
網絡平臺興起
于是,網絡祭祀、“云”祭掃成為了今年清明祭掃的主推形式,一些地區(qū)積極倡導群眾采取網上祭祀的方式寄托哀思,同步做好資源整合,對現(xiàn)有殯葬網絡平臺的開發(fā)和創(chuàng)新,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群眾不能現(xiàn)場祭掃的遺憾,使網祭的社會認知度、群眾參與度和認可度得到明顯提升,是今年清明祭掃工作的最大亮點。
本文作者立足于殯葬改革和行業(yè)發(fā)展大局,從文化、歷史、理念、創(chuàng)新的角度,闡釋網絡祭掃作為時代產物和推動殯葬改革的有利手段,如何逐步帶動傳統(tǒng)祭祀模式的轉型與發(fā)展。馬金生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(shù)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國殯葬協(xié)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在疫情的影響下,2020年的清明節(jié),注定是不同尋常的。
為了遏制疫情在國內的反彈,多數(shù)省份和地區(qū)紛紛出臺了清明期間的祭掃辦法,通過預約限流的方式控制到墓園祭掃的人員規(guī)模。據(jù)有關部門透露,各地墓園已達到了疫情期間最大的祭掃承載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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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客祭掃,云掃墓等行業(yè)興起
各地政府和服務單位人員的防疫和祭掃服務壓力可想而知。在清明節(jié)前召開的國務院聯(lián)防聯(lián)控機制新聞發(fā)布會上,民政部社會事務司范瑜副司長建議國人在傳統(tǒng)的墓園祭掃外,更多通過家庭追思、“云祭掃”(網絡祭祀)、代客祭掃等方式祭祀先人。事實也證明,相關作法在不少地區(qū)已有很好實踐。如據(jù)上海市民政局透露,截至4月1日,上海市網絡祭掃的人數(shù)已達到98.16萬人次。
相關負責人表示,上海將進一步將有關作法固定并延續(xù)下去,使之成為引導群眾觀念和習慣、推進喪葬禮俗變革的新方式。“云祭掃”是個新名詞,不過網絡祭祀?yún)s并不是一個新事物。早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,隨著網絡在中國大陸的漸趨普及,便有人提倡推行網絡祭祀,甚至還有人開辦了網站。
按照著名社會學家鄧偉志先生的理解,網絡祭祀是將逝者的遺像、挽聯(lián)、唁電、唁函、悼文等錄入電腦,在網絡上建立墓地并予以祭祀的悼念形式。然而一段時期內,網絡祭祀盡管“叫好”,卻不“叫座”,并未得到大眾普遍認可。
其原因除與網絡祭祀推行時日尚短以及人們傳統(tǒng)的生死觀念依然在頑強地發(fā)生作用外,最重要的還與國人對網絡祭祀在文化意義的挖掘上仍很不夠有關。特別是由于網絡空間的虛擬特征,國人在祭祀先人時總是有著一層“隔”的感覺。
因此,盡管一些大的網站注冊人數(shù)逐年增加,但多數(shù)網站只是象征性收取些許費用,只能算是勉強經營。沒有人會想到,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(fā),卻在相當程度上推廣了網絡祭祀的社會認知度和接受度。特別是對于那些不能到現(xiàn)場祭祀先人的人們,通過在網絡上建立悼網墓,成為了一種表達慎終追遠、寄托哀思的重要途徑。
不過,對于多數(shù)人來說,在網墓的打造上還遠遠不夠。盡管一些網站也開發(fā)了為逝者貢獻祭品、播放音樂以及親友互動等功能,但現(xiàn)有網墓的內容開發(fā)上還是非常簡單。
對生前文化進行熏陶
逝者最為精彩的人生文化,依然沒有得到很好地呈現(xiàn)。不由得想起于光遠先生的一篇小文章。在這篇文章中,于先生著重強調了殯葬文化建設的重要性,并特別指出在“殯”(指祭祀悼念等相關禮儀)和“葬”(指對遺體及其骨灰的處置)之外,還應有一個“傳”。這個“傳”,用于先生的話說,就是使逝者(特別是普羅大眾)生前有意義的東西能夠流傳于后世。
因此,于先生大力提倡“墓志銘文學”,希望墓地能夠成為生人與死人對話的地方。其實,于先生所提倡的這個“傳”,恰恰是網絡祭祀最具優(yōu)勢之處。網絡的巨大空間,是實體墓面遠遠不能比擬的。由此,網絡祭祀不僅在墓志銘上能夠大做文章,而且還能將逝者的生平事跡更為詳盡而生動地“傳”給后人。換句話說,人們完全可以將網絡打造成記錄生命、見證生命、延續(xù)生命的歷史空間,成為普羅大眾書寫自身歷史的一個平臺。
與實體墓明顯受到逝者社會屬性的影響不同,在網墓中人們可以不分等級、無論貴賤地詳細記錄下先輩的所有信息,包括身份、婚姻、工作以及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。甚至可以在網絡中建立家譜,將家族世系清晰地保存下去。
對于一般大眾來說,多數(shù)人對祖輩的了解最多也就在三、四代左右。再往前推的話,可能多數(shù)先輩都只是一些抽象干癟的符號了。即使是借助家譜,因其有限的記載也不會太過詳盡,比如極樂園公墓基本上三代之后沒有人來了就。
網絡祭祀的推行,顯然能夠突破這一限制。試想,多少年后,后人依然可以通過網絡對其先祖的事跡、生平以及音容笑貌有著詳盡而直觀的了解,那種直面家族歷史的喜悅與欣慰之情,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。網墓在保存先輩生活印記的同時,同樣在延續(xù)并縮短后人對先輩的情感上有其獨到之處。在傳統(tǒng)的祭祀以及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動中,后人的情感抒發(fā)多少是受到某種限制的。即以悼詞或祭文為例,當后人在先人的墓冢前念完這些文字后,一般都會將其焚燒掉。
除了有限的文稿有幸能夠得到保留外,多數(shù)文字以及當事人的情感便同時消失在了歷史的塵封之中。而在網絡空間中,后人卻可以隨時隨地傾吐對逝者的思念與緬懷之情。
服務器端可以保留家屬信息一直永存
如若網絡維護得當,這些文字還將長久保留下去。當后人看到一代代的祖輩對其先祖的緬懷文字時勢必會深受感動,一下子便拉近了與先輩們的情感距離。這對營造家族的歷史記憶與增進家族的凝聚力,又是多么的重要!如果人們能夠認同這一理念,為何就不能自覺地做一個保存家族歷史的有心人呢?在與祖輩、父輩朝夕相處時,有意識地記錄一下他們的屬相、愛好、習慣性動作、口頭禪……。
此外,還可用DV拍下他們生活中的某些瞬間:一個回眸、一聲淺笑、一個手勢、一個背影……所有的這一切,都是極其普通但又注定總有一天會消失掉的。如果能夠捕捉到這些,想來不光對自己將是一種美好的記憶和紀念,對構建家族歷史也將是一個不小的貢獻。完全可以想象,如果一代一代的堅持下去,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后,不單是某個家族的后人能夠清晰地感知其先輩的歷史,對于后世的史家來說也將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福分。
當他們點擊鼠標翻看這些歷史記錄時,直接體悟到的可是不同時代的心跳聲。進而,當后世史家敲擊鍵盤為普羅大眾修史時,肯定不會再為史料的貧乏而愁蹙無計,在人物的塑造上也不再會是時下單向度的簡單描摹。代之而起的,必將是一幅幅鮮活的歷史圖象和直逼人物內心的深度刻畫,以及充滿著感情的歷史筆觸。
一百多年前,梁任公在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一書中,將一部二十四史直斥為帝王家譜。言外之意,是說在傳統(tǒng)的史籍之中,很難見到普羅大眾的身影。盡管任公的這一批評,并不能贏得后世史家的一致認同。但無疑,任公也點明了一個事實:那就是在歷史書寫的話語權掌控在社會精英的手中時,普羅大眾往往面臨普遍失語的境地,很難成為歷史書寫的主要對象。
那么,當人類進入電子化、信息化的今天,普羅大眾能否在網絡中開辟出一片空間來書寫自身的歷史呢?形祭不如心祭。2020年的這場疫情給人們帶來了太多的深思。在這場疫情中,國內外數(shù)以千計、萬計的人們丟掉了性命。對于生者而言,出門盡情享受陽光明媚的春天,甚至成為了一種奢望。
相信每一個人,內心都會程度不同地受到觸動!在這個非同尋常的清明節(jié),對于不能到墓園祭奠先人的人們,何妨不在網絡上開辟一個空間、去為家族、家庭史的譜系認真地去寫上一筆呢?時代在呼喚,同時也在推動傳統(tǒng)祭祀模式發(fā)生轉型!